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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提高國家經濟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韌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國市場，其次是擴大內需要惠及世界，再次是避免對外形成過度依賴。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從持久戰的角度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同時，還強調推動“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做到五個“必須”，其中兩個“必須”是：必須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必須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實現發展規模、速度、質量、結構、效益、安全相統一。

8月24日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下稱“‘8·24’座談會”)重申，新發展格局絕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并強調越開放越要重視安全，越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

這兩次會議提及的“安全”不是指領土、生命及政權等傳統國家安全，而是指非傳統的經濟和金融安全。促進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是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證。

內外均衡協調發展是經濟韌性強勁的重要反映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致力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1998年初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首次提出擴大內需政策。2002年底十六大明確提出，堅持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2012年底十八大進一步強調，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擴大國內市場規模。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國逐漸形成了“外需不行內需補、內需不行外需補”的內外經濟均衡協調發展的新格局。經濟增長動力更加多元，增強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韌性，給了我們承受和抵御各種內外部風險沖擊的信心和底氣。如去年，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但外需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增強，全年實現了6%以上的增長。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長明顯好于預期，又是因為投資和外需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重新轉正，抵消了疫情防控常態化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拖累。

將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解讀為經濟發展的“內卷化”或“自循環”，顯然是斷章取義。我國在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中，國內國際“雙循環”培育和發展了新優勢。人為切斷內外經濟循環，不僅是走回頭路，更是自斷其臂。

過去，我國主要以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方式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形成了“你買我商品、我買你國債”的外循環格局。現在，開放型經濟邁入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的新時代。隨著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要素稟賦的變化，“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內需潛力不斷釋放，客觀上此消彼長。而且，隨著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持續上升，開放與國際經貿規則逐步接軌，同世界經濟的聯系將會更加緊密。開放的“雙循環”將支持我國以“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定位，參與更高層次的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利用開放的“雙循環”積極應對外部沖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擁抱全球化，經貿關系成為我國對外關系“壓艙石”、“穩定器”。“8·24”座談會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面臨沖擊，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我國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國際需求不振、關鍵零部件斷供、貿易壁壘增加、對外投融資受限、海外資產安全缺乏保障等，正成為我國經濟“外循環”的痛點和堵點。

中央審時度勢，確立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是降低零和乃至負和博弈思維下，我國經濟被脫鉤乃至拖入新冷戰風險的重大部署。

二戰之后，因為形成北約同華約組織對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同經互會對立的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全球經歷了長達四十多年的東西方冷戰。然而，經歷四十余載的相互開放，中外經濟金融深度融合，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織的復雜局面。就連美國最鷹派的政客也不得不承認，對中國發起冷戰、脫鉤的難度遠大于從前。

如果基于客觀數據，而不是政客言論，盡管兩國關系風波不斷，但中美經貿聯系在某些方面卻是更加緊密。在政客鼓吹制造業回流、與中國脫鉤的同時，美國的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卻在加快布局中國市場，增加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即便是美國政府不斷升級對中國高科技公司的封殺，也受到了來自美國公司越來越大的阻力。況且，美國單方面的技術封鎖，除了倒逼中國公司加快自主創新外，還可能將市場對其他外國公司拱手相讓。

加快形成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提高國家經濟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韌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國市場。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產業門類齊全、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城鎮化、都市圈建設還有較大潛力，擴大內需不是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世界經濟衰退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戰略。

為此，一要堅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掌握發展的主動權。要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二要堅持創新發展，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掌握創新的主動權。要充分發揮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完備產業體系，創造有利于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的獨特優勢，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三要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發展體制機制，補齊相關短板，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同時，要在開放過程中，著力增強自身競爭能力、開放監管能力、風險防控能力，積極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其次是擴大內需要惠及世界。7月21日企業家座談會和8月24日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均提及，必須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為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市場機會。可見，擴大內需在開放的“雙循環”背景下乃是“一石二鳥”。

我國疫情防控有效，支持了全產業鏈供應鏈復工復產復市。這在逆全球化浪潮中，進一步促使中國成為外商直接投資和產品銷售的熱土。如美國投行摩根士丹利最新編制的“跨國企業中國情緒指數”大幅反彈到2018年以來的高點，反映了跨國企業對中國經濟前景和消費市場的信心強勁回升。再如全球管理咨詢公司波士頓咨詢集團6月發布的報告顯示，今年全球奢侈品行業的跌幅預計在25%至45%之間，但中國市場不僅有可能追平年初因為疫情造成的損失，還有可能逆勢增長10%。正因為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強，在經貿摩擦加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沖擊下，才沒有顯著發生政客們鼓吹的脫鉤現象。

再次是避免對外形成過度依賴。如面對中概股退市的威脅，我國加快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和多層次市場體系建設，支持中概股回歸，就是有力的化解手段。同時，也可以彌補當年阿里、騰訊等創新企業經營在中國，融資卻在境外，境內投資者錯失高成長企業紅利的遺憾。更長遠地看，推進資本要素配置市場化體制機制改革，滿足中長期投融資需求，還有助于降低對外資的依賴，減少貨幣錯配風險，是我國應對全球貨幣寬松背景下熱錢流入沖擊的“先手棋”。

再如，為避免被境外卡脖子的風險，除了自主創新或自給自足外，還應該形成多元化、分散化的海外渠道，以增強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彈性。當年，日本正是由于對海外出口市場依賴過大，導致處處受制于人，在經貿摩擦中步步退讓，最終以經濟停滯、金融戰敗收場。(作者：管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