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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起用嘴唇敲擊鍵盤進行寫作

“當個閑人其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兒。”35歲的陳偉起始終忘不了姥爺在世時說給他的話。他一度以為自己就是個閑人，一生將受制于殘疾，被命運擺布。現實給他的苦難也太多了：先天性腦癱、幼年喪父、少年大病……

因早產缺氧致重度腦癱，使得他四肢無力、說話不暢。如今，個子瘦高的他走起路來仍跌跌撞撞。然而，誰都難以想象，在16年里，他竟用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成了一個幻想國度的造物主，僅靠唇擊“吻”出了上百萬字的科幻作品。

“沒有被困死的路，只有被堵住的心。”這是陳偉起的座右銘。被困于斗室的他，不僅堅強地活了下來，還活出了太多的精彩，網友們稱贊他為“舌尖上行走的人”。不過，他說：“希望大家關注的是我的作品，而不是我身體的殘疾。”

記者 石闖 發自許昌

先天性重度腦癱

“命運給我的安排，原本是一張床和房頂的天花板”

陽春三月，和風習習，撩人的春色讓很多人走出家門，往日安靜的許昌市魏都區灞陵街道辦事處原許昌縣農機局家屬院門前的水泥小路上也熱鬧了許多。

“你、好!我、叫、陳、偉、起……”個頭瘦高的陳偉起在母親王雪梅攙扶下，一搖一晃地向近處的一塊黃燦燦的油菜花地里走去。遇到不熟悉的鄰居時他會熱情地打招呼，雖然說話緩慢，一個字一個字往外蹦，臉上卻洋溢著笑容。

1984年夏天，不足8個月的陳偉起出生了。他的父母是河南農大的同學，畢業后一同被分配至信陽一所農校當教師。他的出生給他們帶來了無盡的歡樂。然而，好景不長，8個月時他在西安兒童醫院被診斷為先天性重度腦癱。

“完了，完了!”滿心歡喜后的晴天霹靂，讓這個家瞬間墜入痛苦的深淵。為了治病，她和丈夫帶著兒子四處求醫，鄭州、天津、北京、武漢等地的兒科都跑遍了，也花光了家里的積蓄，可是陪伴他們的只有無奈的嘆息。

“醫生說腦癱是世界性難題，治不好了。”王雪梅說，別人都勸說她放棄，“留著是個累贅，”但她下不了手，“從我身上掉下來的肉，怎么舍得!”

由于無法控制身體平衡，說話總是吐字不清，陳偉起一直到5歲都沒辦法離開床，吃飯都由母親喂。“命運給我的安排，原本是一張床和房頂的天花板。”這種狀態持續到弟弟陳偉明的出生。1989年秋，他的父母將工作調至家鄉許昌。

然而，時隔不久，一場更大的不幸再一次降臨到這個家庭。就在弟弟開始蹣跚學步時，陳偉起的爸爸遭遇車禍驟然離世，那一年，他剛滿6歲，“很多人在哭，我也跟著哭了。”只是那時他還不知道，全家重擔從此就落在媽媽的肩頭了。

子弟學校讀書成績還不錯

“整個小學時代，可以說是我最接近正常人的一段生活”

“孩子，你啥時候能站起來走走呀!”看著經常抹眼淚的母親，陳偉起口齒不清地說：“媽，我聽話。”跟著1歲多的弟弟，他在姥姥、姥爺的鼓勵下學起走路。雖然姿勢別扭，經常摔倒，腦袋動不動被磕破，但好歹搖搖晃晃會走路了。

在外人眼里，他似乎不大可能有正常學業，可陳偉起的求學之路卻與普通孩子并無二異——從小學到初中，他前進的每一步都付出了常人難以理解的艱辛，右手嚴重變形、四肢軟綿無力的他，甚至硬生生逼自己學會了用左手寫字。

7歲那年，看著小朋友們都去上學了，陳偉起就央求母親：“媽，我要和別的孩子一樣上學。”可是當他看到母親的眼淚時，他心里明白了。之前，母親買來了一年級到五年級的課本，但跑了很多學校，卻沒有一所愿意接收他。好在8歲時，經過母親反復地央求人，最終打動了家門口的一所子弟學校的校長。

“我給校長說，讓孩子坐在后邊聽聽課就行，不用給他布置作業，過一段是一段。”王雪梅說，校長答應了。由于手腳不靈便，陳偉起最難的就是課間上廁所，需要扶著墻壁走20分鐘。在師生們的幫助下，他的學習成績還算不錯。

子弟學校人少，一個年級就一個班，不到20人，他的成績總能排進前三。“作業和習題他都會做，雖然字不好，但教他的老師都看習慣了，經常表揚他。”

從一年級到五年級，是陳偉起最無憂無慮的時光，盡管偶爾被一些調皮的孩子跟在后面模仿步態。用他的話說，“整個小學時代，可以說是我最接近正常人的一段生活了。”“我是先天性腦癱患者，能上幾年學，已是僥幸。”

學生時代最后一場考試

期末考場上手無法抬起，“白卷”噩夢困擾了他好多年

“20年過去了，還經常夢見初一的那場考試。”陳偉起說，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疼痛。1998年夏天，期末考試教室里，他拿到卷子后發現題目不難。可當他自信滿滿想要答題時，卻發現身子僵硬，握筆的左手任憑怎么用力都難以抬起。

無助的他，只能繼續默默地跟自己的身體較勁。好不容易把手放到了桌子上，艱難地微微抬起手腕，總算讓筆尖觸到了答題的位置，他憋口氣，顫顫地寫上一個“解”，冒號還沒點出來，胳膊就又帶動握筆的手滑落到了桌子下面。

望著卷面上留下長長的圓珠筆劃痕，他只能無奈地嘆口氣，稍稍休息一下，繼續努力。“題目的答案就在眼前晃蕩，卻怎么也無法通過筆落到紙上。時間流逝，卷面上依然空空如也。”這是他學生時代最后的一場考試。

其實，他那時就讀的還是當地名校——許昌市實驗中學。為了接送他方便，王雪梅在學校附近找了一處老房子，“1997年冬，下大雪，早晨6點送偉起去上學，結果滑倒了，嘗試幾次都拉不起來他，氣得我們娘倆在雪地里哭成了淚人。”

然而，再大的辛苦和努力，也阻擋不了病魔的侵襲。

期末考試前后，不明原因的高燒折磨著他的身體，38℃~39℃的體溫幾乎持續了整個暑假，醫院用了各種檢查手段和藥物治療，終于在幾次搶救后漸漸控制住了他的體溫。

不過，高燒引起的抽搐加重了他原本的病情，也基本摧垮了不怎么樣的身體。“初二新學期開學時，我剛出院，但別說走路上學了，連坐一會兒的勁兒也沒有。”陳偉起說，他成了“藥罐子”，甚至想到過死亡。

“我還夢想著有朝一日重返校園，但癱在床上，一病不起，讓我不得不徹底放棄了這個念頭。”陳偉起說，那一場期末考試化為噩夢，困擾了他好些年。